無關六四

六四悼念晚會@台北自由廣場。2011/6/4

從自由廣場的「六四悼念晚會」回來。六四的紀念活動在台灣的規模和民間反應不能跟香港相提並論,除了緣於時間與空間的距離,更因為二十二年前台灣在這個事件中與香港確實處在不同的位置。事件當下的姿態決定了記憶的形式。想起去年的這一天,我剛好在系辦公室,有個哲學系香港僑生來系上修課,向我提起他們正在忙著籌辦台北的六四紀念活動,對於台灣人的冷淡態度感到不可思議,略有怨言;或許初到台灣,他還沒領會到這裡跟香港的差異,看似處在同個歷史脈絡下,台灣卻不可能有維多利亞公園那樣的紀念活動。而今年在香港學生和本地大學生的共同努力下,首次由台灣多所大學學生聯合起來在自由廣場辦起了這個「六四悼念晚會」,算是台灣最大規模的六四紀念活動了。

譴責國家軍事暴力、讚頌自由民主人權,這些都是在六四事件一日未平反之前每年都要循例喊一偏的,而且照看來好像還要喊很多年。普世價值振奮人心卻總是空泛。若不是與自己有著切身關係,無論是情感的或物質的關係,就不可能成為深層記憶的一部分。所以今晚的發言中難免回到兩岸關係中台灣的位置與前途等等的問題之上。這當然在預期之中。

我對六月四日這個日子的覺察度高於很多其他的節日,其實身邊並沒有任何在討論六四的人。在馬來西亞時沒有,來到台灣後也沒有。但我對六四這個日期一直是敏感的。

我並不是在1989年知道天安門事件,當時的年紀即使知道也不會有什麼感覺吧。我忘了是什麼時候開始去了解六四,而這個開端必定是來自於我對北京這個城市的嚮往與想像,很可能是從知道有天安門這個地方而開始的。也說不清這種嚮往從哪裡來,大概是源自一種更為抽象的中國情意結吧。對,就是這種情意結每每讓我陷入思考。所以,每到六月,讀著有關六四的文章時,我想得更多的是這個國家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今晚台上在談著民主、呼籲平反,而站在廣場上的我一直都在離題想著其他很多有的沒的。

中國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以及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那一分莫名奇妙的中國情意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都是我很想深入去探視的東西;而且,這個問題一扯出來,必定會拉出一大串教育、體制、意識形態等等力量所加諸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或深或淺的烙印。這所謂的中國情意結裡指的「中國」,也許是「文化上」的中國概念,也許是現代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個中國,但確定的是它們之間並沒有截然分明的界線。

我阿嬤來自的地方,現在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我對中國的想像肯定不是來自於她,因為阿嬤的詞辭彙裡頭從來就沒有「中國」,她會說我們的祖屋在「潮州府澄海縣」(我查了一下,那是清朝的劃法,清朝耶!),這地方現在叫「汕頭市澄海區」;不管叫什麼,我對這些地名實在沒有太多想法。倒是北京,座落在心中成了我想像中「中國」的符號。我很少問阿嬤太多關於她家鄉的事(現在後悔已經來不及了),一來那些地名從來也沒有出現在課本上,而北京就不同了,那是首都,是文化古都,那裡還有北京大學,有五四。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下意識地覺得一個「講潮州話的地方」跟我的「中國」並不相符。大概是唸小學的時候吧,我曾經天真地以為阿嬤一定到過北京,問起她關於這個城市(「北京」的潮州話我還得想一下,因為那根本不曾出現在日常生活的對話中),才知道老人家根本不認識這地方。後來才明白,年輕一代人用現代國家的概念所指涉的「中國」,跟那一代老人口中的「唐山」是不同的。很多很多年以後,我去了北京,匆匆一過,在車子上眼光掠過天安門廣場,實在來不及留下什麼深刻印象,除了灰濛濛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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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現在台灣的國小已經有了台語、客家語及原住民語言的教學,我的台灣朋友們常會提起他們曾經歷的那個「講台語要罰錢」的荒謬時代。是的,他們說那很「荒謬」。我說我們也有啊,而且搞不好現在還是這樣呢!

教育本來就是國家機器形塑國族意識的最佳手段,尤其是國語文和歷史、地理這些科目。但在我的國家情況有點複雜。我們的國族意識的形構一直以來都處在一種說不清楚的狀態,況且另一股形成拉扯的力量,在這個過程中也遂漸被體制化。華教運動在這個國家(或國族)內部建構了另一種僵固的民族意識。這段歷史我知道得不多,無法深論,而且所謂民族或國族這些概念,我們也總是無法說得清楚。

所以我們會說「華人就要說華語」。所以我們在小學的時候「講方言」要罰錢。「老師,他講廣東話。老師,他講福建話」等等等都成了我們童年打小報告的共同記憶。當「Chinese」作為一種類別或標籤在世界任何地方被討論乃至激辯的時候,我們可以絲毫不受影響地,如此堂而皇之地擁抱「Cina」這個類別,狠狠將之烙印在身上。從小到大,作為「華人」這樣一個身分,甚至比「馬來西亞人」這個標籤來得更重要、更貼近生活。我們已經習慣了每到國慶日的時候千方百計 強調自己愛國。我們對國家的愛是需要不斷被強調不斷被展演的。說是為了向強勢的友族強調這份愛國情,但往往看起來更像是一種自我說服與催眠。

我們是華人,我們是炎黃子孫,我們要傳承中華文化。我們都是這麼相信的。可是,什麼是「華人」?「中華文化」指的又是什麼?我們常掛在嘴邊說「中華文化五千年」,但卻不知道這個一脈相傳並沒有真的傳了五千年,而只是傳了不到兩百年——這不過是中國在十九世紀末開始建構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時候才把這五千年「連」起來的,為的是以一個「正統」的傳承來打造一個民族共同體。這是由歐洲漫延到東亞的一股潮流。

而我們「傳承」得如此理所當然,如此自得其樂。我們說北方那個大陸是我們文化的根源,只是這個「文化的」中國卻很容易一不留神即變與現代定義上的這個中國混淆在一起,因為所有需要被用來證明我們之「正統」的象徵符號,皆留存在那一片土地上。中國地域廣大,各個文化各異的群體因為住在一個共同政權管轄的土地上,而被迫接受一套「標準」而成為「中國人」。而這套「標準」不時在向我們輸出養份。中國在民族大融合假象之下的「漢族」文化霸權,居然也被我們跟上了。我們不是曾有華團在提倡要著漢服嗎?我們的祖先來自中國各個地區,操著不同語言,後來卻被以「華人」、「華語」作為一種標準而被牢牢固定在馬來群島中的這個新興國家之中;而這樣子好象還不夠,居然有人不時積極努力去證成自己的「漢人」血統以示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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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會從六四寫到這裡。

先說一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那一天。我的推特上有一些中國推友,中國網民出現在推特上即表示他們已經翻過了中國的數位防火牆,翻得了牆的都不是一般人(笑)。那個下午我感受著推特上的緊張氛圍,直到結果揭曉時更是一片振奮人心,不知有多少人在那一刻紅了眼眶。我在電腦熒幕前經歷了這一切,只是一轉過身才發現我的身邊並沒有人認識劉曉波。

劉曉波獲獎後,這事也就成了話題。不久後我回國,雪華堂辦了一場有關劉曉波事件與民主的座談會,雖然當時主講人人選有點鬧得風風雨雨,但活動總算沒有被砍掉。我人在現場,聽著其中一位主講人一次又一次的「我們海外華僑」,格外刺耳。主講人「代表」著馬來西亞華人說我們是「海外華僑」這等事,實在不是以「用詞不精確」為由就草草打發的。

如果我到舅舅的家,常要面對另一種不適。舅舅家裡經商,某種程度上是很典型的所謂「華商」。他很愛展示那些他到中國旅遊時買回來的擺設品,大都印有可能是毛主席或溫家寶或胡錦濤的肖像和簽名,而且一臉「中國有這些領導,多好啊」的嚮往神情。對這些長輩來講,中國這個國家與我們有先天的親近性,加上現今後天的經濟力量,因而成為一種無可抗拒的神往。從奧運到世博,我唯有把心境調到冷卻狀態,才能對這種熱情無動於衷,免得對長輩多說了不中聽的話。因為,當長輩對溫家寶在川震中的親民應對稱許有加時,當朋友口沫橫飛講述上海的都會夢幻之時,推特上卻不時傳來某維權人士又「被失蹤」了。我只是覺得不舒服,這樣一個國家是不應該這樣被歌頌的。

因為文化、歷史上的親近性而產生的情感,其實用不著有太多的價值批判。我只是在有些情境下感到不舒服罷了。這確實是一個讓人失望的國度,不平等的制度像綱鐵般牢固,所謂「一個馬來西亞」或是「馬來西亞人優先」的美好宣稱,卻虛假得像什麼一樣。我們都失望啊,失望到這麼一個大國的崛起居然也就崛起成了我們的情感依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但犬儒倒是真的。在中國這樣一個極權國家內,若不是繼續無知,就唯有犬儒,才能面對現狀、面對歷史。而我們呢?兩個月前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馬來西亞,接見華團華商,一番「付囑」,大概也就被視為恩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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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從自由廣場回來後,斷斷續續地、東拉西扯地,寫成了這樣一篇又遲到又離題的文。也已經沒有人再提起六四了。我本以為這篇文會寫成一篇「懺悔文」,因為一開始確實是懷著這樣的心態在寫。

這幾年,算是自我解構了好一些原本佔據著我的思維的東西,關於種族、關於國族,關於那一些一再出現在各式表格上的bangsa、keturunan、kaum等等,還有那一句礙眼的dan lain lain。我這樣一個受中文教育長大的馬來西亞華人第三代,熱愛著中文這個語文,在中學時小心珍惜著那有限的母語課時間,總括來話,我以身為華人而自豪,而感到優越。當然不是每個馬來西亞華人會這樣,而我曾經是。我會在心底對著友族說「我有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傳承,你有什麼」。確實這樣,沒有誇張,我認炎黃為祖先,而唐詩正流在我血液中。我曾經這樣。而現在想起來,真是一種近似懺悔的微妙心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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